七、乐于智者为君子。说过“仁义礼”及其与君子的关系以后，当要说“智”及其与君子的关系问题。“智”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之一的德目。然而，在这五常中最难说的正是这个“智”德。而如果要联系君子来谈说“智”则显得更为困难。其原因在于，它不像其他诸德有明确而又具体的道理和精神显现，而是表征一种更根本、更抽象、更普遍的道理和精神。所以，在论述君子与智德的关系的时候，当需要经过一些转换式的揭示，从而找到两者之间的内在的逻辑关联性。

“智”即“知”。这可从“智”的词源意义上以及儒家经典中得到证明。《说文》段注认为“智”“此与矢部知音义皆同，故二字多通用”，《释名·释言语》说：“智，知也，无所不知也”。东汉的《白虎通义-性情》说：“智者，知也”，《二程遗书》说：“智，知也”。虽然我们确认了“智”与“知”相通，但是，不能简单地将五常中的“智”赞同于“知识”或“智慧”来理解。换句话说，你可以将“智”理解为“知”，但是，却要对这一“知”的具体内涵以及所知对象有一个非常明确和严格的限定。

从人性根源上讲，“智”与其他“仁义礼”三德一样都不是外部环境给予的，而是本性就有的。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人的天生的“是非之心”是“智”德产生的根源，或说开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由此可见，“智”是一种人的判断能力。而这种判断力不是判断事物的有无以及有用没用，而是判断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通俗的说，智是一种价值判断能力。一句话，这是一种对特殊对象和内容所具有的“智能”“智力”。包括“智”在内的“仁义礼智”诸德一起构成了君子所认为的人之为人的本性。“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此之谓也。当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君子与“智”德的内在关联性。

孟子明确告诉我们，“智”的道理是什么？通俗地说，“智”是用来做什么的？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是说，仁爱的实质是侍奉双亲；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智的实质是知道、懂得仁义这两者并且不放弃它们。宋代的朱熹也是这样规定“智”的作用的。他说：“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智则仁之分别也”（《晦庵集》卷74），“智……别之情”（《朱文公文集》67卷）。也就是说，智是用来分别是非，分别仁与非仁。可见，无论是“知仁义”，还是“别是非”以及“别仁与非仁”，它们指向的都是道德之知，德性之知，是非之知。一句话，都是价值之知。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智”与“知”和“学”都获得了知“道”，知“德”，知“人”，知“善”，知“美”，知“仁义”以及学“道”，学“文”等的义旨及其意义。总之，以上所知所学的内容已然构成了“智”的认知对象，从而也构成了“君子之学”。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子夏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礼记·曲礼》说：“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殆，谓之君子”，《荀子·劝学》说：“君子之学，以美其身”。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君子好学就是有道，子夏认为，君子通过学习来获得道，《中庸》主张，君子既要尊崇天赋的固有德性，又要致力于好问勤学，《礼记》将“敦善行”等规定为君子的内涵，荀子更是直接指出君子学习是用来完善自己的身心。孔子明确规定君子的三个标准，后又被《中庸》规定为“三达德”。子曰：“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君子所要做到的是“仁知勇”三个通达的品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此之谓也。

“学”“知”“智”都是在同一的概念框架下而被规定为道德之知，德性之知，价值之知。换句话说，“学”“知”“智”都与“道”，与“德”，与“善”，与“美”相连。正这一属性构成了君子的根据和独特品格。即君子正是在“致其道”“尊德性”“敦善行”“美其身”，即“知道”“尊德”“行善”“美身”实现和完成着他们特殊的使命。知是知非，知仁知义，区别仁与非仁实际上就是行善，就是善行。所以，“智”就是“善”的道理。君子当以乐于行善为己任。“君子以好善”（《礼记·乐记》），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