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最重要地区之一，也是世界栽培水稻的起源地、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制作技术诞生地。长江流域的先民利用较为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发明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木结构建筑技术、木船制造技术、漆器制作技术等，那些令人惊叹的榫卯技术实物，为后来中国乃至东亚区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和家具工艺开启了技术先河。

5000年前左右，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文明良渚文化出现于长江流域，其玉礼器系统，可谓开启了中国后来夏商周时代玉礼器传统的第一页，随后长江与黄河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多彩场景，为此后广域国家的出现奠立了最深厚最广博的文化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最终形成了三个主流文化圈，上游的巴蜀文化圈、中游的楚文化圈、下游的吴越文化圈，吴人开挖的“邗沟”成为后来中国大运河的滥觞，秦蜀郡守李冰父子创设的“都江堰”造福成都平原二千多年，它们今天都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楚国的道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原生态思想。

长江流域攀登上更高的文化高峰从六朝时代开始。当时长江流域上游有蜀汉政权定都成都，中下游有东吴政权定都建业（今南京），南京从东吴开始成为都城，此后又先后成为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一举改变了长江下游长期以太湖平原苏州作为中心城市的格局，从此南京便成为长江下游中心城市，这种格局一直到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上海的崛起才被改变。

西晋末年，晋室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横贯东西的长江成为阻挡北方胡马南下，保护中原百万南渡人士及江南土著民族的一道天险，黄河流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江南大地得以保存和发展。这一时期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与江南传统生产技术相结合，使得江南经济文化迅速繁荣。六朝时代文化成就突出，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昭明文选》、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葛洪的《抱朴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展现了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下游区域建康文化的一时之盛。其时，因为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文化之中心，故而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隋唐统一和秦汉统一最大的不同，就是长江流域的全面崛起，韩愈说：“当今赋税出天下，江南居十九”，长江下游的扬州和上游的益州成为全国性大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誉。隋炀帝开挖大运河构建了以大运河为纵轴、长江为横轴联通整个国土的水运系统。

两宋时期的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均达到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其中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冠，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说。这一时期，长江流域教育发达，科技称雄，民间书院兴起，理学兴盛。四大发明中的毕升是杭州人；被世界最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称为“中国整部科技史中最卓越人物”的沈括在镇江完成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的撰著；火药及火枪制造中心主要在江陵、安陆、寿县等地；指南针已用于海上航行。宋代长江流域名人辈出，古文运动大师欧阳修，名满天下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北宋理学大师周敦颐，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南宋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词作大家晏殊、苏东坡、周邦彦、秦少游，爱国诗人文天祥等，皆是长江流域的文化巨子。

元代对隋唐大运河进行改道，形成“京杭大运河”。又在长江口一带设立上海县、太仓等海运港口，从太仓刘家港北运元大都的漕粮最高年份达350多万石。长江流域棉种植业和棉纺业都堪称发达，出现了黄道婆这样的纺织技术改革家，景德镇创烧青花瓷，从此成为中国及世界的“瓷都”。

明清两代每年通过大运河北运的漕粮大致在400万石，漕粮所出主要是在长江一线各省域。明代的南京是沿江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借助长江运道，一举成为海上丝路的中心城市，在这里，郑和七下西洋，28年间航行世界30余国，把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推到了历史的巅峰。

明清时代，长江流域整体上处于全国经济的高位，由此推动了文化的发达和思想的创新。如在长江下游，以南京、杭州、苏州、徽州等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江南文化圈，由教育、科举、出版、藏书、学术、手工技艺、园林建筑、书画艺术、文学创作、戏曲、宗教等文化要素组成，这一文化圈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又一文化高峰。在长江流域，明清时代产生过大量优秀学术成果，如王阳明的心学，王艮的泰州学派，无锡的东林之学，顾炎武为代表的实学，乾嘉学派中的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安徽的桐城派，湖南复兴的湖湘学派等。一个区域只有经济没有文化，经济也不可能持久，只有二者互相促进，螺旋上升，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而明清时代的长江流域正体现出这种态势。

1840年，“鸦片战争”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在侵略者的严酷挑战下走上艰难的现代化历程，长江流域既是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史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地，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挑战并率先做出积极探索的区域。从上海、宁波、南京、武汉等城市“开埠”，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发生，从“洋务运动”兴起，到“维新运动”的参与，从“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到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建立；从“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到《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建立到瑞金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从于都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到“遵义会议”召开，从“四渡赤水”到“飞夺泸定桥”，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到抗战胜利，从打响“渡江战役”到新中国建立……近代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都发生在长江一线。

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长江又肩负起新的伟大使命。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长江经济带”到“长三角一体化”，从“一带一路”交汇地到“生态文明”先行区，既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又要创新发展不止步，引领全国作贡献，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大业的坚强脊梁。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贺云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