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行于廉耻者为君子

“礼义廉耻”被称为“四维”，先秦管子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称为“八德”，合而谓之“四维八德”。在这“八德”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八德”是由两个紧密相联的德目而组成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也。

（一）廉耻是立人之本，君子之道，国家之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廉耻”二德由于被认为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以及“人之高行也”而备受重视。汉代学者赵岐在其《孟子赵岐注》中指出：“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孟子有言：“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是不可以没有羞耻之心，不可以不知羞耻，羞耻心和羞耻感对于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古人明确指出：“耻，乃人禽之别也”（介子推语）。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解释孟子的“耻之于人大矣”思想时明确强调道：“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明代袁坤仪在他的著作《了凡四训》中也发挥了朱熹的思想，说：“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禽兽耳。”

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顾炎武把孔子在《论语》中分别提到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结合起来，明确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口号，并将此视为是“圣人之道”。清代学者龚自珍说：“士皆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既然“廉”是“人之高行”，既然“耻之于人大矣”，一方面说明它们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它的实践者一定是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人士。在中国传统社会能够成为社会的精英分子一定是“君子”和“士”。“廉”更多的是对“在上者”“有权者”“为官者”所提出的道德要求。“耻”更多的是对“当政者”“文化人”所提出的道德要求。然而，不管是“在上者”“有权者”“为官者”，还是“当政者”“文化人”，即不管是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精英，都是“关键少数”。

作为“上达”的“君子”和“士”，既要“知廉”“行廉”，又要“知耻”“有耻”。所以，知廉耻乃君子之道也。“知廉耻”是“君子之德风”，“无廉耻”是“小人之德草”。“君子之德风”的形成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稳定和安宁关系直接而又重大。

“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对这四根绳索的维护，作为社会精英的君子是有着率先和主导性地位和作用的。因为“积礼义而为君子”（荀子语），因为“廉，人之高行也”（赵岐语），“耻之于人大矣”（孟子语）。而当我们站在这样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廉耻”在“国之四维”中的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会产生更深的认知。

“维”，原指系物或结网的大绳，古人说“维，网罟之纲”，而“纲”者即是指提网的总绳，比喻决定事物的那个最关键的部分。《管子》所提出的“国之四维”“国有四维”以及后人概括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在告诫世人，“廉耻”二德是维系国家这座大厦的第三根和第四根大绳。具体说来，如果“廉”这根绳子断绝了，那么，国家大厦就要“倾覆”，“三维绝则覆”（《管子》），此之谓也；如果“耻”这根绳子断绝了，那么，国家大厦就要“灭亡”，“四维绝则灭”，此之谓也。实际上，《管子》是在提醒人们，第三根的“廉”和第四根的“耻”乃是国家存在的最后两道“屏障”和“护栏”，它们是保证国家存亡与否的关键所在！

而仅就“廉耻”二德来说，“耻”德又是更为重要和关键的因素。因为第三根的“廉”德断绝了，虽然大厦倾覆，但还可以将其重起，“覆则可起”，此之谓也；而如果第四根的“耻”德断绝了，灭亡了，那是再也没有任何举措可以挽救得了了，“灭则不可复措也”，此之谓也。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将这一道理发挥到了极致。他说：“《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要之，人，尤其是“大臣”“士大夫”，“不廉”“悖礼犯义”的最后原因都是产生于这些人的“无耻”啊！强调“廉耻”，尤其是“耻”对国家的重要性，从一定意义上正是凸显“士”“君子”的作用呢！

而在君子文化中，“君子之廉”则是与“礼义”之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