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是党中央在新时代针对区域协调发展新特征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伴随着全国上下一系列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举措的有效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长三角一体化进入“一网通办”“一卡通”高效协同新阶段，淮海经济区、徐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跨城联动也正在加速蓄能。

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新科教授指出，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江苏省“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统筹优化区域发展布局。新时期，我们要紧扣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命题，在献智江苏区域发展方面有更大的作为；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使命，加强对江苏区域发展新布局新格局重大问题研究，努力推出一批具有前瞻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既要为国家层面、长三角层面和江苏层面的区域发展多做贡献，也要多关心关注江苏各地的发展，加强市域发展研究。

在当天的研讨交流中，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区域一体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江苏作为经济大省、开放大省，在长三角区域和全国发展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基础，也有优势在“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重大使命中展现出更大担当与时代作为。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增进人民获得感的永续路径

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久文提出，一体化发展是聚合优质要素的必然选择。长三角是中国经济与人口密度最大、创新活力最旺盛、对内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一体化是长三角互利共赢的必由之路。

孙久文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增进人民获得感的永续路径，推动长三角实现“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演进，是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机的技术路线。当前，我国正处在增速放缓、结构调整、政策消化的转型阵痛期，长三角发展所面临的宏观环境、依托的微观基础也已发生很大变化。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长三角在经济增长、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唯有实现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地带动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最终助推全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注入强劲动力。

经济、民生等领域的发展数据显示，长三角的人均GDP在2018年已同中等发达经济体基本持平。其中，上海、江苏、浙江人均GDP早在2012年就已突破10000美元大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截至目前，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已逐步成长为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夯实长三角国家制造业中心地位，进而向着国际大循环“微笑曲线”两端迈进营造了良好的产业集聚环境。与此同时，长三角近年来在绿色发展、普惠共赢、创新提质、对外开放等方面也都不断取得了高质量一体化的新成绩：“三废”排放量呈下降态势；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宜业乐居氛围逐步形成；创造了全国三成多的有效专利数，比经济规模所占份额还要高；以自贸区为载体，全面融入国际大循环网络，筑牢了大变局之下的中国宏观经济韧性。

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会长张颢瀚教授以“江苏与长三角空间结构布局的新特征、动力与趋势”为题，深度解析了江苏三大都市圈与长三角三大城市群布局的发展关系，他认为，江苏与长三角有全国最完备的城镇体系，突出的经济、社会、文化优势与政府管理优势。经济集中程度高、规模大、动力强；社会分工发达、产业结构优化；科研能力强、人口素质高。江苏是中国城镇化密度最高的唯一省份，这是奠定江苏三大都市圈的历史基础。

“未来，长三角的都市圈（城市群）将是多层级型、行政交叉型、域内域外融合型和一体互利型的城镇体系。”张颢瀚说，就长三角都市圈体系的空间与产业变化的方向与特征而言，1、长三角都市圈将向着规模扩大、空间延伸、跨行政区连接与合作的总体方向发展推进；2、由规模的竞争转向高质量的竞争、投资的竞争转向创新的竞争；3、产业的同构竞争转向创新结构的差异性竞争；4、向高处发展，包括高质量发展、高品位城市、高品质生活、高效能管理等。同时，产业梯度转移将成为常态，人口跨区流动性增强，生态共保共治形成机制，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一体化格局形成。

在此背景下，都市区之间的关系也由强势竞争转为合作竞争。区域中心城市可以更独立自主地对外放开，过分担心资源外溢的阶段已经过去，行政壁垒被打破，梯度性功能互补的阶段将正式开始，实质性的一体化进程也将会进一步加速。

关于都市圈发展的动力，张颢瀚表示，“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是长三角各地走向高质量、走向创新驱动、走向一体共赢的核心推动力；获取比较利益是都市圈扩展的主要动因，集聚与扩散是都市圈提升扩展的主导机制；都市圈发展到更高阶段，发展的差异化形成了利益互补、结构互补、互利共赢的趋势；区域内深度同城化的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与高质量的城市建设及高质量的城市生活将“并驾齐驱”，现代交通体系、现代通信体系、国际港口体系、国际航空体系也都会有历史性的提升。

深层次把握“都市圈—城市群—区域协调”辩证关系

从全球来看，区域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从国内来看，都市圈、城市群正在成为引领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主引擎，创新发展的主阵地。南京大学区域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张京祥教授认为，全球化时代，世界城市－区域发展的基本态势就是“城市区域化，区域城市化”。尤其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逆全球化的抬头，更加速了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近域重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旨在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无论是开启‘国内国际双循环’，还是推动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都要求城市群、都市圈、大都市区作为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的基本单元，必须打破阻碍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流动的壁垒，真正形成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新机制。”张京祥说，但事实上，区域协同治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没有统一的模式，与具体国家、区域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发展基础等密切相关，而且要与时俱进地不断改良。

在此过程中，张京祥提醒，一要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二要处理好“上层”与“下层”的关系，三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身处都市圈、城市群中的各城市应采取伙伴合作思维，既正视竞争，也要承认、尊重其他成员的合理利益诉求，共同围绕区域性公共产品，探索合理的责任分担、利益分配机制，追求并实现互惠与共赢。同时，从机制上，探索打破行政区划兼并怪圈，构筑中国特色的“双层制大都市区政府”，实现大都市上、下层政府有机分工，赋予大都市上层政府区域性协调职能、重大项目立项审批权、相应的资金分配权与倡议权，实行上、下层政府分领域税收制度。此外，立足服务型政府的打造，明确政府和市场在区域协同治理中的不同作用发挥。其中，政府以提供区域公共品、高质量营商环境为主要任务，市场则主要解决要素一体化配置的问题。

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江曼琦教授介绍说，2019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第一份以“都市圈”为主题的中央文件，首次明确了都市圈的概念，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整套解决方案。自此，都市圈建设被国家和多个省份纳入“十四五”规划中。

对于“都市圈”这一概念的理解，江曼琦综合国内外多种提法，认为“都市圈的实质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乃至城镇与乡村融合发展”。对于都市圈、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江曼琦提出，城市群可以是一个或者数个都市圈的联合体，都市圈是城市群的基本支撑，建设城市群必须建好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都市圈内外的协同。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基本取向就是推进中心城市（区）和周边城市（区）的同城化、一体化发展，重点是处理好中心城区与周边地区发展、城市与农村发展、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等重要关系。都市圈建设是城市群、经济区建设的基础空间单元，是我国新型城镇格局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在区域协调发展中，都市圈特别是大都市圈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与城市相比，都市圈是突破城市行政边界、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的最小空间尺度，是以经济、社会联系为纽带，以发达的交通通道为依托，以时间距离为标尺来划分的大城市及其毗邻区域。

因此，要想实现高质量培育和发展现代化都市圈，进而为区域一体化的高效协同发展注入更多动能，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医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的构建，针对生态环境的共保共治机制形成，一个都不能少。

立足大坐标，搭建承载江苏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骨骼”

“今年5月份召开的一年一度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强调，长三角地区必须进一步增强政策协同、深化分工合作、凝聚强大合力，着力当好经济压舱石、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这再次向世人展现了长三角地区协同行动、落实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坚定决心和明晰思路。”江苏省委《群众》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程骅认为，新型城镇化、城市群（都市群）主导的江苏区域发展，目前已经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在此阶段，江苏立足自身在国家战略层面和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大坐标中所处的位置和职能发挥，在区域发展战略方面不断探索。特别是省十三次党代会后，遵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做好区域互补、跨江融合、南北联动大文章”要求，江苏彻底打破了苏南、苏中、苏北的界限，突出区域融合发展、城市集群发展，从扬子江城市群规划的提出，到全省“1+3”功能区的确定，再到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重要作用的发挥，江苏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和省域一体化加速形成。

面向“十四五”，李程骅建议江苏要正视现存“顽症”：南强北弱、江强海弱、城强乡弱等问题，以更大力度融合江南江北、联运沿江沿海、统筹陆地海洋，做优沿江、沿海、沿大运河、沿东陇海线生产力布局，做深做实苏锡常、宁镇扬一体化发展和锡常泰、苏通跨江融合，加快推进省内全域一体化，全方位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和国内大循环，积极主动搭建起承载江苏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骨骼”。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孙志高主任从“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产业转型迫在眉睫”“‘卡脖子’问题亟待突破，产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科技革命形势逼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创新环境急剧变化，技术制高点竞争空前激烈”等角度阐释了以区域一体化发展推动创新驱动落至实处、把产业升级做到深处的重要性和可行路径。

就“创新驱动落至实处”，孙志高建议打造“政府+企业+高校院所”协同联动、专业活跃的创新主力军，建设“大科学研发平台+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创新中心”类型多样、效能一流的高质量创新载体，建立以应用为主、兼顾长远的创新方向，培育分类分级、协同高效的创新组织，营造活力迸发、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

就“产业升级做到深处”，孙志高提出，一要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二要着力提升产业组织水平，三要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四要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步伐，五要培育壮大现代企业梯队，大力培育“链主”领军企业，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具有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领航企业，同时打造产业链“配套专家”。

国家信息中心综合管理部副主任周毅仁研究员从政策和机制角度，建议加快研究制定统一规范的区域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调整和完善国家宏观区域政策，构建统一、高效的区域发展管理机制，建立健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江苏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赵洁博士针对江苏省各县域生态功能水平较高，而生活和生产功能值偏低的现状，从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关系的视角为江苏实施分区优化调控国土空间建言献策。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陆玉麒教授认为前不久公示的《江苏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总体上符合江苏实际，为江苏未来空间布局提供了科学基础和决策依据。从进一步优化空间格局看，他认为有三个方面需要深化思考：一是门户城市建设，如何从满足国家需求的角度构建门户城市，是优化全省空间格局的关键一环。二是中心城市建设，需要从在全国城市体系的地位上作出有针对性的调整，选择目前有条件、将来有地位的城市进行重点培育发展。三是生态空间安排，从构建全省生态保护框架出发，优先选择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生态功能区作为“绿心”。

江苏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正平教授分享了关于江苏区域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合的战略路径研究。他首先分别评价了2014-2019年江苏区域发展水平和“一带一路”建设水平，并分析了两者的融合状况，认为江苏区域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融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就不同区域看，苏南地区的两者融合水平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内陆10市高于沿海3市。

沈正平认为，推动江苏区域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合，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实践。推进两者“融合”，对于江苏“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使命的高质量实现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而要做到两者的深度“融合”，需要江苏各市各区域协同推进、综合发力。建议：加快苏北发展和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提升全省融合水平；完善区域协调机制，以“一带一路”引领区域开放发展，促进“双循环”与“交汇点”同频共振；强化战略支点建设，增强节点城市功能，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和城市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提升创新体系效能，激发创新发展活力，以创新扩开放促发展强融合；深化省内外海内外交流合作，着力提升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五通”水平，推进“通”与“融”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