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在南京举行。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的2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等近百人参加了论坛。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在致辞中肯定了江苏文学的发展成绩。她强调，文化领域的工作任重道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对“十四五”时期的文化建设作出具体部署，为我们今后推动“三强三高”文化强省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主持论坛开幕时介绍说，“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的前身是“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于2006年启动，该论坛与“扬子江作家周”“扬子江诗会”“扬子江网络文学周”共同构成了江苏省重点打造的“扬子江”系列文学品牌活动。十余年来，论坛主旨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当代文学前沿话题，凝聚文学界同仁的力量和智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坛高水准、高层次的文学创作与评论的交流对话平台，为当代中国文学、江苏文学带来了许多新的思考与启迪，为推动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届论坛以“当代文学总体性下的区域文学发展”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重视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搭建文学互动、文化互融的平台，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有意义、有洞见的价值理念，让文学更好地反映时代特点、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一股积极力量。

总体性与个体性：

常说常新的文学话题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总体性”和“个体性”的辩证冲突始终存在。在讨论的过程中，与会批评家就具体问题，在多个维度上阐述了“总体性”概念，并由此对“总体性”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提出，“人们常常觉得总体性大于地域性、地域性大于个体性，实际上应该是倒过来的。”在他看来，地域性给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丰富路径；个体性相比地域性又更加重要，真正的“总体性”和作家没有办法直接发生联系的。在这里，“总体性”被看作一种相对“地域性”和“个体性”而言、更为抽象的整体性概念。

有批评家将“总体性”理解为文学的普遍关怀，他们立足后现代语境，重提“总体性”概念的重要性。安庆师范大学教授吴飞评价当前的文学境况是“总体性文学衰落，后现代性写作兴起。很多作家都在描述个体性的、琐碎的、微观的事物，丧失了对社会和人的总体性、宏观性的把握”。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更是对此作出深入论述。他认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首次提出“总体性”概念时，强调的是关于社会的讨论不能只局限于现象。在卢卡奇那里，“总体”和“物化”两个概念紧密相关。在现代商品社会，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完整性，在这个意义上捍卫“总体性”，隐含着对人的完整性的一种怀旧式的捍卫。他认为，近年来东北青年作家群受到欢迎，也是因为这批作家用东北方言写东北的下岗故事，固然带有强烈的地方性，但引发下岗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实并非局限在东北地区内，“这种失败感是今天青年一代很多人所普遍性分享的。”

浙江大学教授姚晓雷认为，当下的文学仍然有一个总体性的价值来源，这便是自五四时期以来形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问题在于，人道主义价值观念经过100多年，其中很多经典的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已经无法覆盖当下的很多问题，当主流作家只能从这里寻找自己的价值归宿时，很多作品便难以同时代对接。“从五四过来的价值传统在衰落，但也没有什么新的传统能够显示出一种构造新秩序的能力。”姚晓雷说。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也认为，当前某些文学创作只是对新文学主题的“牙牙学语”，面对高铁和互联网时代组成的超级现实，很多文学创作是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当我们立足长三角来谈论文学时，必须注意到今天的‘时代速度’已经和古典江南完全不同：从前是‘细雨骑驴入剑门’式的驴行速度，今天则是每小时350公里的‘复兴号’速度。面对这样的速度，文学书写不能再固守着‘城市文明碾压乡土文明’这样的老旧话题，而要积极调整心态的时区，拥抱眼前的崭新现实。”

地方性书写的突围与坚守：

不容回避的文学话题

在分析当代文学的地域差异性时，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认为方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思考角度：每个作家的原初语言都是自己家乡的方言，即使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作家，在今天也必须用普通话进行文学创作。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时用原初语言进行思考、用普通话进行写作，这就存在着把原初语言转换成共通的普通话的问题。当代作家的原初语言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原初语言意味着不同的语言资源，不同的方言与普通话之间也有着不同的关系，这影响着创作的难易，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品思想的深广度、影响着作品的文学品格。王彬彬说，“从原初语言的角度研究作家的创作，也促使我们调整文学意义上的地区意识。”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颜炼军也谈到了地方性语言对汉语文学带来的影响。他以阿来、扎西达娃、昌耀为例，分析了藏族文化和藏语在他们诗歌书写中的显现，指出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给汉语诗歌带来了活力。他还对比分析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认为北京和北京周边的下乡知青，与偏南方的第三代诗人呈现出不同的写作面貌，“把方言转化成普通话写作的过程中，确实激发了语言的活力。”

强调地方性，不意味着对地方性的固守。复旦大学教授金理提醒我们注意比较低劣的地方性文学——特产文学。就像城市中地标性景点里的特产性商品，有些所谓的地方性写作也很像某地特产，它满足的是虚幻的主体性，或是都市文明“钦定”的自然风土人情。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杨四平认为，很多作家在写区域性空间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一种写作资源来处理，他不仅仅是怀旧，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资源和现实进行对比，从而进行反讽性的处理。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局限于地域写作，常常会面临写作困境。

在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看来，一方面，“地方性”对于作家来说非常重要，没有地方性的文学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长期依赖一种地方性，也会让写作变得凝固和封闭。怎样让小说在书写地方性的同时又能突破地方性呢？他分析了路翎《财主的儿女们》这部小说。小说中的家在苏州，但家里的一些人为了享受现代生活去了南京和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他们又举家从上海、南京、苏州沿着长江往西逃，一路跑到重庆。“这样一来，整个小说突破了单一地域。”他认为，“人的空间解放、思想解放、语言解放，是文学解放的必要条件。”

长三角文化与江南文化：

与时俱进的文学话题

“长三角”最早是作为政治和经济的概念提出，其能否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文学区域概念，在论坛上引起了争论。“行政区划，以及一个区域文学的提法，是不是有效？比如浙江文学与江苏文学的区别在哪里？”浙江省作协创研室主任郑翔提出疑问，“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地域比区域更适合谈文学。”

相比区域，地域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概念。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就提出，“长三角是一个地理的和行政的概念，相比来说，江南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则更深一些。对于长三角文学的关注，不妨转换为对江南文学的讨论。”而即便是认同“长三角文学”这一整体概念的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方维保也指出，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主要是江南文化圈，也包括淮河文化圈和浙江沿海文化圈，他认为，“江南文化有时甚至不完全局限于地理上的江南，文化上的江南有一种自我指认的逻辑。”比如《江南三部曲》，其实就超越了地理上的江南江北的概念。

但这种扩展仍然有其边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指出，长三角如果要作为文化区域提出，则需要想象性的介入和建构。但这种建构不能超出文化边界，“可以扩展边界，但内在的本质性东西还是需要的。”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洪承主要就江苏文学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江苏境内的两条河流，一条是人工河流，一条具有自然属性，这种独特的河流地理赋予了江苏作家包容开阔的气度。他从这个角度梳理了百年来江苏10个文学流派，认为这一地区具有“包容性、碰撞性和沉稳的文化气质”。安徽大学教授王达敏指出，在长三角地区，安徽由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人才流失比较严重，这对当地的文化发展构成了不利的影响。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胡功胜认为，安徽与长三角的关系，可以用城市与乡村这个视角来加以观察。这种差序格局，虽然造成一个文学位置上的落差，但在城乡交融的背景下，安徽作为农民工往返的一极，能够提供更新鲜的经验。

安徽文学院原副院长潘小平则提醒，长三角政治、经济上的一体化程度正在不断提升，这会带来文化上的融合和丰富性，同时也要避免造成文化的同质。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认为，文学与其说是“呼应”长三角一体化，不如说是借此打开更宽阔的文学视野，不拘于自己身处的一时一地，眺望长三角、立足江南文化，以至放眼中国、拥抱世界。在他看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优势相补，在交流合作方面拥有很好的基础：“长三角地区普遍受江南文化影响，彼此间的交流非常紧密，比如清代安徽的桐城派，它的影响力早已超出安徽、辐射江南，至当代余韵未歇。还有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浙江籍作家，如鲁迅、茅盾、王国维、徐志摩、艾青、夏衍等，他们虽然籍贯属于浙江，但是活动范围、成长创作轨迹往往超出了浙江，延伸到江苏、上海。放眼当代文学史，江苏的苏童、浙江的余华、上海的孙甘露、安徽的潘军，这4位作家几乎构成了当代先锋文学的主力阵营，这种‘巧合’背后其实是文化的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