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与部署

    吕建校长在《中国教育报》上刊文——纵论坚持内涵发展,回归科研本原

    发布时间:2020-03-03 点击次数:

    【编者按】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2月24日,吕建校长召集专题会议,深入学习文件精神,充分探讨南京大学在科研转型提升阶段,针对科技评价体系的“破”与“立”的问题和举措。会后,吕建校长应邀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题为《探索更加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科学的评价体系》的署名文章。现将文章内容及相关思考刊登如下,以指导和推动我校科技评价体系的探索与实践,构建新时代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的新范式。


    坚持内涵发展 回归科研本原

    着力构建研究型大学发展新范式

    吕  建

    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

    SCI即科学引文索引自80年代末引入我国以来,给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者了解国际学术动态提供了资料和数据来源,也打开了一条对外传播学术成果的通道,对我国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SCI论文从科研成果的一个表征手段,逐步演变成为学术评价、职称评定、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核心指标,并脱离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阶段和科技成果的内涵属性,使得科研工作者出现了过度追求SCI论文及相关指标的不良风气,反而影响了我国科技创新的质量和迈向科技强国的步伐。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发布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对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推动建立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和服务贡献的评价体系,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从宏观视角,现行我国科技发展需关注的问题可归纳为十二个字:一对矛盾:我国的论文数、论文引用数、专利数等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创新能力却处在二十位左右;两个软肋: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鲜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两个偏差:价值偏差:把帽子和论文等手段当作目标来追求;行为偏差:浮躁与功利倾向;从而导致了“SCI至上”和“五唯盛行”现象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最为关心的矛盾和软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全面转型阶段:彻底改变文革中不重视科技的问题,推动了科学春天的到来,科技创新走向国际舞台;二是大规模发展阶段:科技创新体系架构全面建立,若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许多科技指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三是高质量提升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吹响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号角;在此意义下,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已经要求科技进入高质量提升阶段,而现行评价体系却仍然处在大规模发展阶段,跟不上新时代科技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和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这为评价体系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其深刻内涵就是强调科技评价要回归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本原,要把科技人员从不合理的评价体制中解放出来。

    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作为基本遵循,充分认识到评价体系改革的全局性、过程性、及复杂性。这需要从全局的视角谋划“破”与“立”问题。首先,需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四个自信的高度,搞清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及其在各个层次(纵向)、各个类别(横向)的特色化落地的方式,形成国家战略与需求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特色化落地方式;以此为基础,系统探索与回答“创新驱动!如何驱动创新?科技驱动!如何驱动科技?人才驱动!如何驱动人才?改革驱动!如何驱动改革?领导驱动!如何驱动领导?”问题链条的答案,采取区间思维、相机调控、定向调控方式逐步推进科技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新常态:从“类GDP式”的速度提升转为以“内涵升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为特征的科技新常态。

    其次,以价值导向与评价体系协同转变为主线,动态平衡与兼顾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统一与分类、现在与未来、传承与创新、主观与客观、能力与结构、转型与结果、内涵与指标、目标与手段、规模与产出”等十大关系,从评价体系与执行环境两个层面抓落实,以对机构评价的转变来带动对个体评价的转变。各个层次均需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并给下层次个性化发展提供发展空间,力戒出现“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

    第三,在评价体系逐层、逐类别的具体建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以下几点:走自己路与学别人结合,走自己路为主;做正确的事与正确的做事结合,强调做正确的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强调价值理性;做转型事的态势与结果结合,态势优先;内涵特色与规模效应,内涵特色优先。我们要从新时代国家与单位战略发展的视角理解“科创创新,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评价”等事物本原的本质内涵、重要外延、度量方式,让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等回到其在各种事物场景中度量方式的辅助手段的位置,努力破除用“新唯”替代“旧唯”的思维怪圈,在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背景下,从多个视角探索从事物本原的本质内涵、重要外延、度量方式中发展出各种个性化的科学的评价要素及其组合方式,从而建立起与新时代科技发展新需求相适应的科学的评价体系。

    基于上述思考,结合南京大学的办学实践,我们认为,“SCI至上”与“五唯”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单采取“降唯”或用“新唯”替代“旧唯”方式改变“SCI至上”和破“五唯”通常只能治标,难以治本,需要在新时代新阶段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探索治本之道。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从内涵立的视角思考指标破的方法,从全局立的视角思考局部破的方法,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思考破到立的过渡,从正本清源的视角回归内涵与度量关系,从统一多元的视角推动院系学科科技本原的回归。我们的实施途径是,用“一个明确”、“四个转变”、“三个还原”、“三线叠加”的“立”来推动南京大学 “聚力内涵式发展,着力高质量提升”,从而探索与实践更加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科学的评价体系。

    所谓“一个明确”就是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努力破解“人类何去何从”、“民族振兴之梦如何实现”的时代之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探究“大学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本原问题,以适应、支撑与引领新时代的人才培养为核心,重新思考大学的定位、内涵、精神、文化、结构、功能等等;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支撑和引领大学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迎接新时代的新挑战,成就新时代的新一流。

    所谓“四个转变”,就是按照“一个明确”的要求,以“聚力内涵式发展,着力高质量提升”为价值导向,用“人才培养新体系、科学研究新模式、队伍建设新机制、学科建设新生态、开放办学新格局、治理体系新抓手、基础支撑新拓展、师生感受新提升”为表征的大学发展新范式来引领四个转变:“转变发展模式、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管理方式、转变做事方式”;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空气,优化学术生态。

    所谓“三个还原”,就是以“一个明确”为主线,以大学发展新范式为指导,以“四个转变”为抓手,还原相关指标,如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所关联事物,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队伍建设等的本质内涵,重要外延、度量方式,在还原过程中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和服务贡献等,使各种指标回到其在各种事物场景中度量方式的辅助手段的位置。所谓“三线叠加”:就是将度量方式的视角从只强调结果到强调结果与强调过程相结合,对评价要素转变为“卓越引领、转型提升、指标绩效”三线叠加,进而提出评价的新要素,如模式、机制、方法、效率、绩效、层次等,及其科学的组合方式,以此作为传统评价方式的替代路径。

    作为创建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的南京大学,科学研究是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和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国士风范和科学家精神也是构成和滋养大学文化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大学的科技创新历经了从倡导科研成果国际评价、到强调科研成果质量、再到以问题导向做原创科研的不同阶段。当前,南京大学正围绕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自主分类实施“科技创新十百千工程”和“卓越研究计划”,开展有组织科研,持续探索以基础研究为根,向创造技术、成果转化延伸拓展的“三位一体原创驱动式”科学研究新模式,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高素质人才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南大力量。当然,评价体系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全局过程,南京大学也只是进行了初步探索,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技工作者们一起努力,真正实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科学境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科技强国之梦贡献高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