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与君子之道。将忠恕之道与君子之道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判断的，那是《韩诗外传》里的一句话：“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后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也明确指出“《中庸》记夫子之言，君子之道四，无非忠恕之事……然则忠恕，君子之道也”（《日知录》）。为了强化这一点，我们可以概括成两个命题。一个是“君子之道，忠恕也”。让人们明白，君子之道就是忠恕之道；一个是“忠恕，君子之道也”。让人明白，忠恕之道就是君子之道。

夫子之道乃是儒家的一以贯之的道，可以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起来的这个“道”就是“忠恕之道”。如此就将儒学与忠恕之道联系起来了。而君子所弘扬的“孝悌忠信”之四道，则又是忠恕之事。如此就将君子之道与忠恕之道联系起来了。由此，儒学、忠恕、君子三者遂成为一个儒学思想体系的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和要素。“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韩诗外传》）。这是一个“等式”的命题。夫子之道就是儒学之道，夫子之道就是君子之道，夫子之道就是忠恕之道，君子之道就是忠恕之道。由此可见，夫子之道，儒学之道，君子之道共同的同类合并相乃是“忠恕”者也。君子之道全部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最终在“忠”以及“忠恕之道”中得到具体展开和实际运用。

先谈“忠”。“忠”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忠”在君子之道中，乃至是起着基础性作用的，乃是起着统摄性作用的。换句话说，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忠”是指内在的心性，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性存在。唯其如此，君子之道所要解决的当是作为君子的本性问题。所以我们才得出了“根于性者为君子”的结论；有了心性的基础，或说归止了至善的心性，那么就确定了社会人生的方向，而有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意志坚定，将“道”作为立志的方向。“知止而后定”（《大学》语），此之谓也。唯其如此，君子之道所要解决的当是作为君子的志向问题。所以我们才得出了“志于道者为君子”的结论；任何大道的实行，都需要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来实现。将基础性的心性和方向性的大道外化为行动，那么就需要“得道”之“德”来具体实施。唯其如此,君子之道所要解决的当是作为君子的根据问题。所以我们才得出了“据于德者为君子”的结论。

再谈“恕”。“学庸语孟”四书中都有“恕道”的思想。“推己及人”的方式则又是恕道的基本方式，并通过这种方式来体现出仁爱精神以及君子之道的。

“推己及人”也是“将心比心”，以自己的心比照他人的心。通俗的说，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以重视别人的感受为旨归。说到“感受”一定是包括“好的”“坏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感受。人人都想“立”“达”，所以当你自己立达了，就要想办法帮助别人也实现立达。这是恕道正面所要反映的仁爱精神以及君子品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此之谓也。人人都不想坏事加身，所以当你自己不想要和厌恶的事情，你就不要推及给别人。在儒家经典中对恕道之旨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其一，我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此之谓也；其二，我自己不想要别人那样对我，那么我就不要那样对别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大学》），此之谓也；其三，自己没做到的，不要要求别人做到。“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大学》），“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中庸》），此之谓也。如果自己没做到而要求别人去做，这不仅是不宽容的事，而且是非常虚伪的事了。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自己。自己不清廉，却到处讲让别人清廉，这种表现，不仅是不仁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不义的问题了，即不知羞耻的问题了。

正因为恕道具有了多层内涵及其意义，所以也才从多方面反映出恕道的仁爱的主旨及其精神呢！仁爱就是不要把“不好”的东西推给别人，即要成人之美，而不要成人之恶。将自己不喜欢的假冒伪劣产品出售给别人，如这样做了就叫做“成人之恶”。将自己厌恶的“污名”加到别人身上，这就叫“成人之恶”。而君子是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有挈矩之道也”“君子有忠恕之道也”。可见，君子之德行和操守通过“忠”以及“忠恕”而得到了集中体现。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之德行和操守则又通过许多自然物得到彰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