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心为人曰忠”，而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关系形式，有平行的关系，有上对下而形成的上下关系，由下对上形成的下上关系。如何处理好这看似复杂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正是以一个“忠”字来加以解决。无论你身居什么样的地位，身处什么样的身份，但是“为他人”“为对象”尽其忠，即给他人，给对象以给予，以关照，以付出，以帮助，以奉献。一句话，给他人，给对象以“仁爱”则是不变的道理和精神。“仁者爱人”“忠者爱人”，此之谓也。

上对下的忠。如果说在人与人平行关系的意义上，尽心尽力为人做事之“忠爱”是其所要表达的第一个意思的话，那么在上对下形成的上下关系的意义上，尽心尽力为人做事之“忠爱”则是其所要表达的第二个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中，实际上是一直强调上对下的忠爱。《左传·桓公六年》说：“上思利民，忠也。”意思是说，在上的统治者、领导者要思考着为黎民百姓、人民群众谋求利益。这种上对下的“忠爱”思想观念构成了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孔子非常明确地指出在上者的一切行为都应该以是否使百姓富裕，使百姓得利为旨归。孔子的弟子向孔子请教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国家人口众多的时候，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孔子明确答道：“富之”（《论语·子路》）。依顺着民众的利益而给予民众以利益，这是在上者的义务和责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此之谓也。孔子认为君子通过修养自己，其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获得安乐的生活。“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虽然孔子认为要达到这个境界即便是尧舜怕也难以做到，但是，作为一个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那一定是要有的。而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非常深刻地指出统治者、领导者、在上者“得天下”不变的道理、原则和方法是“得其民”；“得其民”不变的道理、原则和方法是“得其心”；而最终“得其心”的不变的道理、原则和方法乃是“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得民心”就在于百姓想要的就积聚起来给他们，他们嫌弃的，厌恶的就不要强加给他们，如此而已。孟子得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结论，即认为百姓最为重要，其次是社稷国家，其次是君主，正是站在“得天下”与“失天下”的高度来加以认识的。

上对下的“仁爱”“忠爱”，在儒家看来，那是作为在上者，为君者的“应当”“责任”，也可以说是对在上者的本质规定。君臣各有其义，“君臣有义”（孟子语），此之谓也。那作为“君”之“义”体现在哪里呢？答案是：仁。“为人君止于仁”（《大学》语），此之谓也。也就是说，作为在上者的君主要竭尽仁爱、忠爱之心来对待在下者的臣民。《大学》说“《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经》用肯定的口吻称赞了君子的形象。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和善快乐的君子之所以被形容为人民的父母，那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人民所喜欢的，他也喜欢；人民所厌恶的，他也厌恶，这样的君子就叫做百姓的父母官。

“民之父母”“父母官”后来多在否定的意义上去理解，被当成是官本位思想和旧社会阶级观念。然而，如果我们结合整个儒家的价值观来分析这一思想的时候，应会得出其中正面和积极的意义的。因为儒家始终将“上”“君子”“为人君”“民之父母”的义务和本质规定在“利民”“安百姓”“止于仁”“所欲聚之”“所恶勿施”“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之上。也就是说，这种思虑着如何给民众带去利益，让百姓过上安乐的生活，以仁爱为其归止，好人民所好，恶人民所恶的“上”“君子”“为人君”“民之父母”，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希望有的现象。

大家不要一看到“父母”这个词，只想到他们是我们的长辈，还更应该想到“父母”这个主体的义务和本质乃是体现在他们的“慈爱”之上啊！“为人父止于慈”（《大学》语），此之谓也。“慈母手中线，游者身上衣”（唐·孟郊诗），此之谓也。“慈”者，柔也，善也，仁也，爱也。更重要的是这种温柔、良善的仁爱是出于真心的，此其一；是可以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全心全意地为对象奉献付出，甚而为了对象可以牺牲自己，此其二。可以设想下，如果“上”“君子”“为人君”能够做到这样，将其称为“民之父母”不是再恰当不过的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现代社会应该呼唤多多出现这样的“民之父母”的君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