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义之德与君子之耻。义是宜，宜是应当，适当。义是行，行要沿正道，走要循正路。所以，义既是知，又是行。知道“宜”并实践“宜”，这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知行合一”。当然，这种“知行”是包含了正反两方面的内容。具体说来，正面知道应当怎样做和不应当怎样做；反面知道自己和别人如果没那样做，就会感到羞愧和厌恶。

在儒家看来，有义知义这种能力是人的一种特殊知力和能力。“知”的能力也就是“选择”“判断”能力，这种能力应当说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荀子指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此处的“知”当然是比较低级的“知觉”能力，这种能力也为禽兽所具有。而更高级的“知”表现为“义”呢。而孟子则是将知羞恶之心视为义的开端。“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此之谓也。

义就是知，就是一个选择判断的道理，知善恶，知是非，最终具体落实到“知廉耻”。“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义则仁之断制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晦庵集》卷74）,此之谓也。“义者，仁之断制也；知者，仁之分别”（《朱子语类》卷6）,此之谓也。“只有一个去就断割底气象，便是义也”（《二程遗书》卷2）,此之谓也。义是通过“裁断”而得到“中”“正”的结果呢！

值得注意的是，“三达德”的“仁知勇”中的“知”，实际上就是“义”的内涵。知道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就是义。有了“义”，见了“义”当要勇敢而行之，而由之，而为之。所以“仁知勇”实际上就是“仁义勇”。孟子的“义”德的来源是“羞恶之心”。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判断、选择和裁决善恶的“良知”。而孟子“智”德的来源是“是非之心”。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判断、选择和裁决是非善恶的“良知”。“义”德与“智”德都是让人最终选择一条“正道”“正路”呢！“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此之谓也。“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汉代杨雄《法言·修身》语），此之谓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中，见微知著也”（《白虎通义·性情》），此之谓也。

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廉耻”二德，可紧紧与“知道”这一人的本性、良能、良知连在一起。因而才有了“知廉耻”的命题。可见，“义”（高级的“知”）是“廉耻”是否能实行的前提性条件。有了“义”，你就知道当应做什么——廉；你就知道不应当做什么——廉；以及你就知道行廉了就可以远离耻辱，而不行廉就会耻辱加身。知道耻了你就会“义”了，就知道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最后就归于“廉”了。因为“耻”是对一切应做而没做，不应做而做的“不义”之举的情感显现和态度，所以“它”既是“起始”，又是“护具”“护墙”，起最后的阻挡作用。

士与君子的德行和有耻知耻是紧密相连的。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对自己的行为能持有羞耻之心。君子要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而不可做“乡愿”。“乡愿者，德之贼”（《论语·阳货》）。“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礼记·表记》），君子尊崇仁爱，敬畏道义，以讲空话废话为耻。对“义”是“畏”的，也即指要有“羞恶”心呢！除了“由义”外，还要“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荀子那么强调“君子慎其所立乎！”（《荀子·劝学》）的原因所在，因为在他看来，“行也招辱也”（同上）。行有不宜者，不当者，即是不义者也，而行不义者定会招致耻辱。知此者，就是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会给自己带来耻辱，并要以做此不义之事而深感羞愧和厌恶。而现在许多官员在金钱引诱下，大乱其心。乱了以后就“变心”，也即“没心”。良心被遮蔽，羞耻之心跑掉了，所以面对“不义之财”的收取，他们“耳朵不红了”，“心跳不加快了”，即没有耻矣，麻木了。将无所不取视为理所当然，情有可原。如此就转化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从而变成“无耻之徒”矣！“无义之徒”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尽管不少，但缺乏君子应有的耻感乃是一个重要原因呢！

总之，义德兼具“廉耻”二德的意义。所以“由义”与“畏义”就具有了“知廉耻”的双重意义呢！君子是知廉行廉的楷模，君子是知耻有耻的表率。“廉，人之高行也”（汉代赵岐语），“有己有耻”可谓士矣（孔子语），“耻之于人大矣”（孟子语），“故君子耻不修”（荀子语）等这是在突显君子在“知廉耻”中的重要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