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义之德与君子之廉

就“廉”德之本义来说，首先那一定是与“俭”“敛”相关，所以廉德就表现为不贪求的廉清，不受贿的廉正，不贪污的廉洁，不苟取的廉明，也就是说，廉德乃是表现在一个人对待钱财物的超越性态度。通俗地说，廉德体现在一个对待“利”的超越性。正因为所此，这种德行当然地成为君子之德行呢！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与“利”相对的那是“义”呢。“义利之辨”是也。

“义利之辨”的主旨在于要使人们弄清楚，究竟何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也就是说，儒家是想通过比较的方式来呈现人的本质属性和人的意义价值所在。并以对“义利”的不同选择成为分判和分辨“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儒家所强调的“义以为质”“义以为上”“以义为利”都是在讨论人性的问题。人性问题所要回答和解决的是，人，你要知晓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人，你要知晓决定人之为人的根据和标准是什么，知晓人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知晓人更应当做什么，更不应当做什么。所有这些构成了人之义。儒家坚持认为，无论何种环境，人都是需要意义的生活。追逐意义，而非一味追求物质的满足，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知晓这一点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美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正因为如此，一个文明的社会需要精英分子，“关键少数”最先知晓这一点，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示范性和表率性，通过他们去教化人民，并最终同他们一起和睦家庭，和谐社会，和谐自然。一句话，净化人心，净化社会。由此可见，“君子喻于义”命题的内涵是丰富的。实际上这也是从反面告诉人们，只知晓物利、名利、自利者，那简直太遮蔽了人性的光辉了。“义利之辨”通过君子与小人这两个认知主体的不同选择去昭示人的真实性，正当性，正义性，正道性。君子一定是代表着“人间正道”的方向呢！正因为如此，你就不能仅将君子理解成是只是追求“义”而不要“利”的圣教徒。也就是说，知晓“义”的内涵及其意义价值所在并不代表完全否定人有物质利益的追求。关于这一点孔子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不是通过道义而实现的富贵，君子是不会安处的；不是通过道义而摆脱的贫贱，君子是不会接受的。

廉者才可以成为君子。他们之所以在可以取，可以无取的情况下而不取，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这样做”。应当怎么做与不应当怎么做始终是他们的信念和原则。廉者和君子者之高行恰恰体现对于他们人性的彰显。人性的自觉。廉者，义士乃真君子也。

孔子在归纳出君子有九思中特别在最后指出“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之思。见有可得的时候考虑是否合乎道义。《礼记·儒行》也说：“见利不亏其义”，还是在强调面对利益诱惑不要遗弃道义。

《中庸》强调指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通俗地说，“不愿乎其外”，就是你不要多求多得，特别不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多求多得。官员的收入就不可以像商人那样，你不能有一种心理，为什么商人那么有钱，我也要捞取，那就坏事了。你就不是“素其位而行”了，你越界了。一旦如此，你就会走向反面。“中庸”的实质在于有“度”，一旦越过就会发生质变啊！义德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让人明白不要做本分以外的事，不要羡慕本分以外的名利。建立了这样一种观念你就不会羡慕你所不应当取的东西，从而做你应该做的事。如此，廉德、义德以及君子之德就在这种“应当做得到”中重合。

廉者，君子者一定是重义轻利者。义者道也，义者正道也。天道之正在于利他而不害，人道之正在于乐道而崇义。廉德的建立那一定要有重义轻利之心。换句话说，廉德的建立一定要建立起“一重”“一轻”，即“重义轻利”。荀子说：“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荀子·修身》），君子对于追求利益是淡泊的，对于远离祸害是有预见的。没有这一重一轻，是断断建立不起廉德的啊！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这一重一轻的最好证明。

重义轻利也好，见得思义也好，见利不亏其义也好，不以利而害义也好等义德中所包含的廉德的内容，其目的是远离耻辱啊！这同时也是君子之德行呢！荀子说：“故君子苟能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至矣”（《荀子·法行》）。由义知廉即可远耻辱。

所以，如果说“由于义”的目的是知廉，那么“由于义”的目的亦是知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