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杂记》指出“君子有五耻”：其一，身居其位，不能有所建言，君子以此为耻辱。其二，有所建言，但不能付诸实行，君子以此为耻辱。其三，实行有成效却又遭到失败，君子以此为耻辱。其四，土地多而有富余，民众却穷困不足，君子以此为耻辱。其五，国民人数力量与别国均等，但他国的绩效比自己高出一倍，君子以此为耻辱。《礼记-杂记》说：“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礼记-祭统》又指出君子感到耻辱的三种情形：其一，对于说其先祖没有美德可以称颂的诬枉行为，君子以此为耻辱。其二，对于先祖有美德自己却不知道的愚暗行为，君子以此为耻辱。其三，对于先祖的美德而不能使之流传于后世的不仁行为，君子以此为耻辱。《礼记-祭统》说：“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

总之，君子是将下列行为视为是可耻的。为人巧言伪善，表里不一是可耻的；说得多，做得少，言过其实是可耻的；有道时不为，无道时苟且是可耻的；名不符实，失道而求富贵是可耻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可耻的；先利后义是可耻的；品行不端，不讲信用，庸才无能是可耻的；临丧不哀不敬是可耻的；沉溺淫声女色，常爆粗口是可耻的；用钱财交易，腐败贿赂是可耻的；在其位而没有建言是可耻的；有建言却不实行的是可耻的；先做好事后做坏事而不能善终的是可耻的；地大民穷是可耻的；条件相同而落后于人是可耻的；亲人无德而称赞之是可耻的；亲人有善而不知是可耻的；知亲人有美德有善行而不加以传承是可耻的。

君子的德行不仅反映在他们“知耻”，而且更重要的体现在他们懂得“远耻”，并最终实现、成就道德的目的。有德可以远耻，知耻可以成德。

儒家提出了远离耻辱的方法。有子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礼的实质在于对人态度的恭敬，当人做到了礼恭礼敬时，那么就可以远离耻辱。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给出的答案是，能在天下实行“恭宽信敏惠”五种道德就是仁了，并指出：“恭则不侮”（《论语-阳货》），即对人恭敬庄重就不会遭受侮辱。孔子盛赞子产有“其行己也恭”（《论语-公冶第》）的君子之风。“行己有耻”是“知耻”；“行己也恭”是“远耻”。

孟子显然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认为远离和去掉耻辱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行仁爱”。孟子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孟子-离娄上》）就是说，行仁结果就光荣，行不仁结果就会得到羞耻和侮辱。如果不立志于实行仁爱，终身都会受忧受辱，以至于死亡。由上可知，无论是对人的礼敬，还是对人的仁爱，都是“远耻去辱”的重要手段！

知耻也可以养德。“知耻近乎勇”，此之谓也。也就是说，作为君子三达德之一的“勇德”是可以通过“知耻”而获得的。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孔子自谦认为他没能做到君子应有的三种品格：仁德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惧。但其弟子子贡却认为这恰是孔子自己的写照。也就是说，孔子做到了“仁知勇”之“三达德”。孔子是君子中的君子！

在研究“耻”文化时，要注意区分不同概念的相同内涵与相同概念的不同内涵。具体说来，“有耻”和“知耻”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它们属于同一个概念框架，即所要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当你有了羞耻之感，知道了什么行为是羞耻的话，你就不会去做那种事，结果当然在你身上就不会发生耻辱的事情。这种状态就被称为“无耻”，意思是没有耻辱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个意义上的“无耻”与被斥为“无耻之徒”的“无耻”不是同一个概念框架。后一个“无耻”是指不知道羞耻的人。

“有耻”“知耻”“行己有耻”最通俗的解释就是自己知道错了，为此感到耳朵发烧，心跳加快，难为情，不好意思，感到羞愧。有此情感以后就会对自己所做坏事有“自责”，就会进行自我否定，甚而鞭挞。如此就会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从而最终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如果代表国家的精英者，士、君子都“行己有耻”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有羞耻的事情发生了。“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龚自珍语），此之谓也。这就是所谓的“知耻可以全人之德”“知耻可以养人之德”“知耻可以成人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