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事于孝悌者为君子

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他们一定要行道、崇德、务本、修身。而君子所行之道是何种道呢？君子所崇之德是何种德呢？君子所务之本是何种本呢？君子修身是如何修身呢？上述所有问题的答案全都指向了两个德目——孝与悌。

儒家思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语）的，而“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由此，以“祖述尧舜”的儒家以及君子所行之道落实到了“孝悌”；“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由此，以德为要的儒家及君子所崇之德落实到了“孝”；“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由此，以“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的儒家及君子所务之本落实到了“孝悌”；“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中庸》）。由此，以修身为本的儒家及君子将修身落实到了“孝”——“事亲”。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能够从事于孝悌者为君子。

（一）孝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由其特殊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所谓的特色当是指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的那些独有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一般来说，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思想，而思想又反映在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这两个方面。你如果要确证一个文化的特征一定要从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两方面入手才可以做到。

儒家及君子选取了以“仁”为主体的诸德为其追求的价值方向和目标。儒家是“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的。那么，仁义礼智乐等德目的实质是什么呢？对此，孟子和《中庸》给出了明确答案。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这里孟子明确告诉人们，仁爱的实质是侍奉双亲；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智慧的实质是懂得这两者并且不放弃；礼的实质是调节、修饰这两者；快乐的实质是以这两者为乐，欢乐从中产生，产生了又怎能停止，不能停止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也就是说，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乐”诸德，它们的实质及其功用乃是落实在对父母的孝和对兄长的悌呢！换句话说，在儒家那里，“仁义”的实质是通过“孝悌”二德而得到具体体现的。所以《中庸》指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意思是说，所谓仁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据，而亲爱父母双亲就是为人处事的头等大事；所谓义，就是知道人应当和适当地去为人处事，而尊敬贤者长者就是为人处事的头等大事；而亲亲有差，尊贤有等，于是礼就由此而产生了。可见，儒家所重的“仁义礼”三德与“孝悌”二德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仁义礼智乐”以及它们所体现的实质——“孝悌”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而为了实现和贯彻这一价值取向，儒家构建起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由近及远，由己推人，由亲及疏，由人及物。

儒家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正是在强调孝悌乃是仁爱的根本和根源这一理念的。君子首先要致力于这一根本和根源理念的建立，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只有根本和根源的东西建立了，其他与此相联的道理、道德就会随之产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此之谓也。以仁为主体的诸德之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情感道德是“孝悌”。有基础就会有上层建筑，有前提就要有结论，有近就有远，有前就有后，有己就有人，有人就有万物，有家就有国。“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此之谓也。就是说，万物都有根本和枝末，万事都有开端有结局。知道了事物的先后次序，也就接近于大道了。《中庸》又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就是说，君子做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好比行走远路，一定得从近处出发；好比攀登高山，一定得从低处起步。“则近道矣”也好，“君子之道”也好，“君子务本”也好，其实既是对诸德之基础性和前提性之“孝悌”之德的强调，又是对其上、其后的行为、德行的展开的交待！要之，确立“孝悌”的“本”“始”的地位和属性，是为了“道”的过程的展开和推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