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贞而不谅”“惟义所在”的“君子之信”，其主旨和精神恰恰体现在“大信”之上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非常重视这一“大”的理念的，也是作为君子标准来加以提倡和推广的。《礼记·学记》说：“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就是说，在君子看来，最大的德性不局限于任何官职，最高的道理不拘泥于任何器用，最大的诚信不必用符券约束，最普遍的天时不会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轮转，明白了这四项就可以有志于学习大学之道了。

正道，大道，正义，大义是大信的前提，也是大信的目标。前提和目标确立是关键，因为它们代表的是社会人生的归止，而这一归止之地正是“善”啊！为了回答和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又引出了“经”与“权”关系问题。所谓“经”就是常道；所谓“权”就是变通。所以说，经权问题是要处理如何在具体时空下对待普遍原则的问题。在持经应变中关注的重点不是在于行事过程是否坚守了“常道”，而是看它是否坚守了“正义和善良”。换句话说，如果从表面上和形式看，权变后的行为做法是与常道或说经是不一样的，通俗地说是反经的。但是，在这一反经过程中却要遵循一个终极的原则，那就是“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经典的《公羊传》才明确主张“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反经有善”。在此可以举一个大家非常熟知的例子加以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大胆地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可将此行为称为“反经”。在教条主义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是不应该做的。而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经权”“时中”以及“君子”等思想观念影响的进步中国共产党人那里，他们心中装着中国人民，向往美好的社会主义这一“大义”和“善”，于是坚定地做出了“反经”也即反“教条主义”的选择，从而最终赢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权”所要变化的正是“经”，而表现方式乃是“反”。如果到此为止，一定不是“经权”论所要提倡和坚守的道德操守。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在于要在“经权”之上再设立一个更高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善”。所谓的“大信”与“大义”只有从此意义上来把握才是能够成立的并具有积极正面价值的。通俗地说，对原来承诺的违背只是为了成全“更应该”的“善”。孔子之所以盛赞管仲“化敌为友”“侍奉二主”的行为，也是基于上述理念的。管仲辅佐过齐桓公的政敌公子纠，并伤害过齐桓公，但管仲后来却成为齐桓公的国相，并辅佐齐桓公完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孔子是要通过这种“经”与“权”，“大信”与“小信”的关系问题，来正面肯定管仲的君子之行。因为在这个历史事件中，不存在民族大义的丧失，不存在残贼百姓的发生，不存在买主求荣的苟活。君臣双方都体现出宽容，不计前嫌的大义。管仲尽管改变了原来态度，侍奉了二主而没有从一而终，似乎“反经”了，但是却成就了善业呢！“反经有善”，此之谓也。再反过来说，如果管仲只是一味维护并坚守着所谓“信义”，那么只能被称为“小信”矣。它只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所谓声誉和名节而已，而与民族、百姓的利益全无关系了。

可见，谈论君子之信的时候，那是一定要与“大义”紧密相连，一定要与“良善”紧密相关。君子所“主”之“忠信”，正是这种与“义”，与“善”结合的“信”之真义啊！换句话说，君子所主张和崇尚的“信”是要由“忠”来给予支撑的。“忠”者，尽心也，中心也，无私也，竭诚也，敬也，直也，正也。正因为“忠”包含了这么多的“美德”，所以孟子才给出了一个结论性的判断：“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我们对君子之大信与小信探讨的真正意义，正是强化对“君子主忠信”这一理念和信仰的更加深刻的认知和把握。

儒家对于“小信”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只是相对于“大信”而作出的，这并不表明“小信”与“义”没有任何关系。道理很简单，守“小信”者就认为“守信”本身就表示的是“遵义”的呢！但是问题仍然在于，“义”有小大之分。“义”有正当性，亦有适当性。而也正是由于重视了“义”之“适当性”，也才能最终贯彻和实现“义”之“正当性”。适当性就是权变性，而它们最后的价值取向一定是落在“善”上。所以，君子所主的“忠信”绝对不会允许以“权变”为借口或以否定“小信”为理由来做出“弃义”的不善之举呢！

徐小跃 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