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宜。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观察了天地自然的差别、不同和有序，在此基础之上又发现了社会人道的有等、有差和有分。天地自然的有别以及有序是自然形成的，而社会人道的有分而要使其有序，那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需要人去设计和创造的，是要抽象和概括出达到和实现社会秩序有序的原则和准则。在儒家看来，这一原则和准则就是“分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此之谓也。如果要实现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分而有序则必须按照一定的“义”去做才行。这也就是“礼之宜”要做的事了。

所谓“义”就是“宜”的意思。“义者，宜也”（《中庸》），此之谓也。而“宜”所要强调的意义就是“适宜”。“适宜”强调“三当性”：一是应当性，二是正当性，三是适当性。一句话，所谓“义之宜”就是强调做事要合宜得当。“宜”的意思除了由“义”德来体现，另外还通过“礼”德来体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习惯将“礼义”连用的原因所在啊！《礼记-乐记》明确指出：“礼者别宜”。是说，礼能区别异同并最终能使达到合宜得当的局面。礼正是让差别性的存在各自扮演好各自应该和适宜的角色一种存在。礼之宜更多是通过礼之节，礼之中节观念而得到体现的。所谓的“节”就是节度，就是调节而适当。因为在行事中有了节度，注意了适当，所以才会使得事情成功。《荀子-大略》说：“礼，节也，故成。”礼就是适当，所以成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孔子认为，礼呀礼，它的最重要的功能和目的正是在于制约、调节使所有的事情达到适中的状态。

礼是文。文就是文采、美丽、美好的意思。制约、调节以后而达到适中，从而亦就实现美善者也。所以礼的意思及其作用往往规定为“节文”。《礼记-坊记》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就是根据人的性情而进行制约、调节从而达到有文采，现美善的状态和境界。孟子具体通过“礼”的实质在于对于“仁义”二者的“节文”来突出“礼”之文采和美善的功用。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礼的实质在于调节、修饰仁义的，即使“仁义”的行使更加合宜得当，从而使得仁义得以充分发挥出本有的美善之性。既然仁是事亲，义是从兄；仁是亲亲，义是尊尊，那么作为“节文斯二者”的“礼”就是将其综合起来而加以具体落实。礼既“节文”父子、兄弟、夫妇，又“节文”君臣、长幼。礼的功用正是将这些不同的关系调节地妥妥当当、和和美美。该孝的孝，该慈的慈；该良的良，该悌的悌；该义的义，该听的听；该仁的仁，该忠的忠；该惠的惠，该顺的顺。使其各归其性，各安其位，各司其责。各种关系在“合宜得当”中实现“美美与共”。

虽然这里孟子是在“事亲”“从兄”“亲亲”“尊尊”狭义的意义使用“仁”和“义”概念的，但是他又在更广泛和普遍的意义上对“仁”和“义”作出了规定。例如他始终主张的“仁者爱人也”“仁民而爱物”“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等思想观念显然是这种广泛性和普遍性的陈述和表达。仁是爱人，义是正人，而礼是敬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此之谓也。由此可见，更广泛和普遍意义的“礼之敬”是对更广泛和普遍意义的“仁之爱”和“义之正”的“节文”者也。具体说来，礼之敬是对仁之爱，义之正的具体化、美善化。爱的精神一定包括尊重、尊敬、恭敬，而“礼”就将这些属性发扬光大了，推广到更多的对象上去了。

坚持“礼义”的“宜”以及“节文”的原则当然地成为君子的标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荀子那么强调“道礼义者为君子”（《荀子-性恶》）的原因所在。遵循礼义的就是君子，否则就是小人。“而违礼义者为小人”（同上），此之谓也。而且，君子的任务之一正是体现在能够很好地处理“仁义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能力之上。荀子说：“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荀子-大略》）就是说，君子用义来处理仁，然后才是仁；根据礼来实行义，然后才是义；制定礼要抓住根本，完成细节，然后才是礼。这三方面都明白，然后才合乎大道。孔子更是强调诸德的打通乃是君子的品格所在。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把义作为行事的根本，依据礼节来实行它，用谦逊的言辞来表达它，用诚信的态度来完成它。这才真是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