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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度我校教师被《新华文摘》转载论文(简介)

    发布时间:2024-01-10 点击次数: 来源:社科处

    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海洋强国的历史镜鉴及中国的现实选择》,新华文摘第2期,原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7期。

    摘要:系统分析和梳理近现代历史上海洋强国崛起的经验,总结海洋强国发展背后的基本规律,对于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强国都具有经略海洋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决心。近现代以来西方通过海上军事和商业力量的扩张,实现殖民掠夺、建立殖民政府,甚至武力控制航道和建立海外势力范围的历史已经结束。但在规则制定、资源开发、商业航道安全保障以及推进海洋科技进步等方面的经验,仍然需要中国深入思考、及时总结。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建设需要在大力发展海洋科技、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建设强大海军的历史进程中,建立和形成具有21世纪时代特色的向海图强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共识,主动塑造和引领海洋规则、海洋科技、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保护的全球治理体系。

    张异宾(南京大学哲学系):《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产过程向劳动过程的视位转换》,新华文摘第2期,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摘要:基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方法,是19世纪50年代之后马克思进入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性方法.然而,我们看到,在马克思开始走向自己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具体经济学革命思想实验时,他却不得不进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构式中在构序起点上的重要转换,即从生产过程转向劳动过程.这恐怕是过去我们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研究中没有认真注意的方面。鉴此,本文拟重点讨论马克思这一时期经济学研究中从客体向度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一些深刻思考。

    范从来、林键、程一江(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金融监管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新华文摘第2期,原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9期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对系统性风险监管缺失”和“对顺周期的无能为力”两大盲点;金融危机以后,各国普遍加快金融监管改革步伐,宏观审慎管理理念不断强化,同时更加注重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同。然而,过去二十年来的国际金融监管实践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强调总量调控,往往忽视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宏观审慎管理在缺乏微观监管策应的情况下,政策执行效果会大打折扣,政策目标多陷入“最后一公里”难题。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中国在建立顶层机构、系统性风险防控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加强了宏微观政策协同的探索实践,2020年相继取得了金融风险攻坚战、疫情阻击战的伟大胜利,当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实现了经济唯一正增长。立足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协同仍存在法治建设滞后、政策目标多元、校准机制缺失、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需要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经验,坚持中国特色和问题导向,从补齐制度短板、完善组织架构、减少信息缺口、统一政策目标以及建立制衡机制等方面持续探索,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张志强、孙张、尹召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出版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功能、定位与赋能路径》,新华文摘第3期,原载于《中国出版》2022年第21期

    摘要:作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业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功能上,出版业的繁荣推动着文化生产力、生命力、凝聚力、吸引力与影响力的进步,对文化强国建设起到了筑基、铸魂、赋能的作用;在定位上,出版业是激发文化自觉的启航者、坚定文化自信的护航者、实现文化自强的领航者;在赋能路径上,出版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举措,其核心在于锻造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出版人才队伍,打造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质出版产品。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话语叙事—以40位社会学人的生命历程为例》,新华文摘第6期,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摘要: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同步,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社会学家个人生命历程回顾当代社会进步的独特视角。重建之后的这一代中国社会学人大多都有过下乡、做工或当兵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接触社会学之前就以某种非学科化的方式完成了从事经验研究的最初“启蒙”。对城乡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了解及由此生成的共情,加之以多元杂糅的方式完成的学术训练,使他们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职业身份投身改革开放,直面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和挑战,同时以自己的想象力、经验研究和理论创见做出相应的话语回应;而社会转型和文化自觉,也为创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提供了主客观基础。在这40年中,他们的生命历程与集体经历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既赋予他们呼应中国现实的学术活力,也留下了有待精细化的提升空间。

    洪银兴、任保平(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新华文摘第8期,原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2期

    摘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之后提出的要求,涉及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平台经济和数字共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深度融合,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向深度融合,需要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体现在:在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层面,把产业技术与数字技术创新融合起来,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机制;在数字经济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层面,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构建数智赋能机制,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融合发展;在数字经济与企业组织创新深度融合层面,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能力提升机制,提高企业业务流程数字化再造能力、智能化能力和数字化能力。为此,需要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生态系统,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能力,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

    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面对乡土如何选择—从作家对乡土文学的观念视角谈起》,新华文摘第12期,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1期

    摘要: “乡土”对应文学描写来说,有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和逻辑的自洽性。“乡土”两个字拆分开来,包含着两层意思:“乡”既是指一个具象性意味的家乡处所,同时又是一个基层政府意象和组织的象征。这是一个构成乡土社会集合体的前提,它是与农耕文明血脉相连,既具象也抽象的意识存在。然而,一旦其与“土”字相连,它就构成了一种双重含义的能指。“土”一旦成为土地资源就有了人文内涵,成为农耕文明中的社会关系总和——阶级、资源的争夺皆因土地而起。然而,当它成为文学描写对象“泥土”时,便赋予了其浪漫主义的内涵,无论是悲剧的,还是喜剧的,那种阈定了的“泥滋味”“土气息”就渗透在文学作品之中。但是,人们往往会忽略“泥土”意象背后所隐藏着的另一个巨大而丰富的人文内涵,即几百年来,人类在“泥土”和“水泥”——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搏战中,土地资源的争夺就成为乡土文学描写的主要背景和景观。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进入20世纪后半期,生态保护意识闯进了人类思维当中后,“泥土”便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它成为自然生态的一种象征物,更多了一层后现代的意味。从上述各个角度来衡量当下的乡土文学,我们就有可能咂摸出更多的文学意味来。随着“新乡土巨变”写作浪潮的兴起,我们如何从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视角来看乡土文学在当下的书写呢?我们是否需要拟定一条新的主题路径和审美标准呢?我们的书写形式是否需要更新换代呢?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乡土书写难题。时代在变,山乡巨变更是毋庸置疑的,但重要的是,旧的乡土中国社会的崩溃所造成的乡土社会中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已无处可依,新的乡土秩序尚不健全,因此,乡土人在失去土地的空巢里的生活状况应该成为乡土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描写的焦点。然而,令人感到沮丧的是,乡土文学,主要是乡土小说,反映当下尖锐生活矛盾的作品越来越少了,从历史题材切入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当然知道一个机智聪明的作家是要回避什么,所以,当你看到那些皮相描写乡土题材的小说时,只能哀叹百年乡土小说的沉沦。

    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唐宋诗词与现代生活》,新华文摘第15期,原载于《人民政协报》2023年5月15日。

    摘要:唐宋诗词对于今天的我们除了具有文学欣赏的意义,是否还具有某些现实的切身意义呢?“实际上它始终是活在现代读者心头的活的文本,这是它最大的现代意义。”唐宋诗词和那些伟大的诗人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始终在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指导着现代人的生活。本文阐释唐宋诗词所具有的四重现代意义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四位诗人所带来的四重人生启发。

    谭铁牛(南京大学)《扎根中国大地做学问》,新华文摘第16期,原载于《人民日报》20236月12日。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作者深刻探讨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怎样才能更好承担起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学术责任这一问题。

    王建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民主集中制中国化的早期实践》,新华文摘第19期,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摘要:列宁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开拓,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党的组织原则的逻辑起点。在革命战争条件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践从集中化到布尔什维克化,再到中国化的创新发展,走过了一个“之”字形发展过程,深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组织原则的中国化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基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特征,深入考察中共一大到七大的会议文献,鲜明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解决党内政治生活和党的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坚持不懈地丰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逻辑与实践特色。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集中制中国化的早期实践,对于“两个确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建构,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沈固朝(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学术期刊评价十问》,新华文摘第19期,原载于《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3年第5期。

    摘要:【目的】解析检索工具作为期刊评价工具的积极作用和导致的认识误区。【方法】从引文索引切入,就检索工具为何用于评刊、期刊评价与学术评价的关系、评价的目的、评价与评比的区别及其各自的利弊、定量指标为何不能等同于客观、何谓质量评价以及质量追求的首选标准、学术期刊创新力提升的抓手等问题提出个人见解。【结果】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对于办刊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因素,对以期刊整体的影响因子评估研究者个人学术成果提出质疑。【结论】呼吁淡化核心期刊意识,弱化其在学术活动中的指挥棒作用,学术期刊应按照发展本身的要求和规律来办刊。

    周嘉昕(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走向唯物史观的两条路径及其内在统一》,新华文摘第23期,原载于《哲学研究》2023年第6期。

    摘要:有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阐释,就有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叙述。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离不开对恩格斯早期探索历程的梳理。比较马克思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具体过程,可以发现:尽管两位思想家成长背景、探索经历、学术兴趣不尽相同,但所走过的两条路径内在统一。在宗教政治批判的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尝试将人本主义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但在各自研究中共同意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足,走向新唯物主义。在此过程中,青年马克思更多依赖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理论反思和方法革命,青年恩格斯更多依赖于工业现实和工人状况调查中的视野拓展和学术创新。经济事实的决定作用、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抽象概念的批判考察,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走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理论起点。澄清走向唯物史观的两条路径及其内在统一,有助于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解和阐释。

    (整理:李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