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论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期，理学家更是明确否定人死为鬼并可以祸福于人的思想观念。他们以理论化的方式去对“鬼神”概念及其意义做出自然主义以及哲学意义上的解释。程颐说：“易说鬼神，便是造化，只气便是神”。这里是用“造化”“气化”等概念去解释鬼神。实际上就是将“鬼神”看成是自然的一气的变化功能。“鬼神”完全不是指的灵魂、精神实体性的存在了，而是直接解释成是天地自然之“气”的功能和作用了。在程颐看来，气是神之体，神是气之用。在程颐那里，以前被视为都是有神论的概念，都统统转化为自然之天的各种不同属性及其功用。他说：“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又说：“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行鬼神者，数也。数者，气之用也”（《易说》）。气的运行变化，有伸缩，有消长，有强弱，有聚散，这些都是在表现“数量”多少程度的不同，而所谓“鬼神”正是体现着“气”的这些不同的“数”。由此可见，“帝”“鬼神”“神”这些概念都在无神论的概念框架中被使用了，从而使得这些概念具有了无神的意义和价值。理学家的这一转化在中国无神论发展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他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

宋明理学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张载，也明确提出了一个命题：“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鬼神，往来屈伸之义”。良能即妙用，而且是阴阳二气本来自身所具有的妙用。自然阴阳二气之外哪里有什么“鬼神”的存在呢？在鬼神问题上，不少思想正是使用阴阳二气之本身所具有的“伸”与“归”（降）功能直接来解释“神”与“鬼”，更有趣者，他们是用字的声韵的对应关系来对“鬼神”概念作出无神论的解释和定性。阳“伸”谓之“神”；阴“归”谓之“鬼”。合而言之，“伸归”者，“神鬼”也。张载同样采取了这一方式来阐述他的无神论思想。他说：“物之初生，气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气日反而游散。至之谓神，以其伸也。反之谓鬼，以其归也”。“神鬼”其实质就是“阴阳”二气的运动的不同方式而已。这种解释既机智，又明了。天地阴阳是体，升归屈伸是用，此种“妙用”和“良能”乃可用“神鬼”两个概念来表达也。“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鬼神，往来屈伸之义”（《正蒙》），此之谓也。

体用不二，体用相即是中华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体”与“用”的不可相离性，体是用之体，用是体之用。从我们讨论中华传统的无鬼论和无神论中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各时代的无鬼论者和无神论者实际都使用了这种思维方式来阐明其无鬼论和无神论的立场。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有力地堵住了试图在“体”之外再去寻找一个“另一物”的存在。在论述“魄魂”时是这样，在论述“形神”时是这样，在论述“神鬼”时亦是这样。

在鬼神问题上，南宋理学家朱熹的一段话可被视为总结式的论述。他说：“鬼神不过阴阳消长而已。亭毒化育，风雨晦明皆是。在人则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气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气聚而为物，何物而无鬼神”，朱熹又说：“神伸也，鬼屈也。如风雨雷电初发时，神也。及风止雨过，雷住电息，则鬼也”，“气之方来皆属阳，是神。气之反皆属阴，是鬼”，“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鬼神如阴阳屈伸，往来消长，有粗迹可见者。以妙用谓之神，是忽然如此，皆不可测。忽然而来，忽然而去。忽然在这里，忽然在那里”（《朱子语类》）。中国古代无神论者通过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论证了人死以后并不存在一个具有实体性存在的“神物”“灵物”，如果这样认为了，一定是谬误之论。朱熹明确指出：“认人物已死之知觉，谓之实然之理，岂不误哉？”（《朱子语类》）这也在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华传统的无鬼论和无神论思想的时候，要揭示出古代思想家是如何具体利用这种思维方式去展示其无鬼论和无神论立场的实质和精神的。

宋明理学是中国最后的统治思想，在中国社会存在时间长达八百多年之久，当然也是离我们最近的思想观念。由二程、张载、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的这些有关无鬼论和无神论思想当然地也最能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了。理学家有关中华传统无神论的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品质以及中国人的信仰内容和形式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中国人的无神论思想的树立起到了非常重大和直接的作用。如果再加上同样被理学家所重视，并有所创新和发展的“观乎人文”的价值取向和“究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所彰显的无神论精神，确实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神”特征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人文精神呢！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