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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洋学者与南雍学术
王运来
南雍，本意是指南京国子监。源于隋代的国子监是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自隋至清的千余年间，由朝廷同时设立两所国子监的情形，只存在于明代。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在南京成立“京师国子监”。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又成立“北京国子监”。永乐十八年，明成祖迁都北京，遂将“北京国子监”改名为“京师国子监”；将原来设在南京的“京师国子监”改称“南京国子监”。因此，明代国子监有南北监之分。南京国子监作为南方的最高学府，便有了“南雍”——南京辟雍——之谓。在２０世纪一二十年代，南雍又有了新的含义，那就是特指当时南京的最高学府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暨东南大学（简称东大）。南高成立于１９１４年，是民国初年中央政府筹划成立的“六大高师”之一。东大则是１９２０年在南高基础之上创建的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１９２３年，南高并入本是由自己派生出来的东大。
当时的南高暨东大是中国南方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南高、东大时期，学校的学术研究极为活跃，它们对学校的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同时也在学界形成极大影响。究其原因，那就是占全校师资总数三分之二的留洋学者发挥了中坚作用。
一、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社是以发展科学技术为职志的学术组织。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创办于美国，是由美国康乃尔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赵元任、周仁、杨铨杏佛、过探先等创建的。１９１８年包括社长任鸿隽在内的科学社主要成员，大多学成归国，将科学社迁入南高校园，正式设立办事处，更名为“中国科学社”。同时将原董事会改为理事会，并推竺可桢、胡明复、王季梁、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杏佛、赵元任、孙洪芬、秉志和胡刚复等１１人为理事。除丁、赵两人外，他们都是南高、东大的教授。次年，北洋政府将南高校园东侧的官房划拨给该社作社址，使得这一民间学术组织带上了些许官方的色彩，或说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由于“八股取士”等历史影响和清末“法政热”等现实因素的多种作用，重文轻理的现象在“五四”之前的我国并无多大改观；大学教育也并未完全冲破这一樊篱，加之科学人才匮乏，进行革新并非易事。而此时的南高和东大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便利条件，虽不能说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却实实在在地罗致了以中国科学社成员为骨干的一批新型的科学人才，这就使得理、工、农科坚挺起来，在同类学科中脱颖而出。由于受科学社的影响，南高、东大在学风上尤其注重科学研究和科学训练。譬如，中国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的绝大部分研究人员，是由东大生物系的教授充任的。大学与科学社虽然是两个单位，却形同一家，人员相互兼职、密切合作；这对教学水平的提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都起到了互促、互补的作用；而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教学和研究的双重训练，这种实际是“校所联合培养”的教学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这种“用科学的精神办教育，用科学的方法育人才，教学科研相互促进，人才脱颖而出”的成功做法，成为南高、东大的一大特色，并使南高、东大因成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而闻名遐迩。①，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东南大学为“大本营”１９２８年以后迁往上海的中国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长期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在近代中国各专业科学团体的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在充当着“母体”的作用。此后陆续成立的各种专门学会，如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等，无论在思潮流向，组织形态，抑或是学会人员的交叉组成方面，都与中国科学社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五四以后，东南大学成为归国留学生的主要去处之一，据２０年代《国立东南大学教员履历程》统计，在２２２名教员中，留学出身者有１４３人，占６４％以上，其中理工科教员几乎全是归国留学生。所以，当北伐胜利以后，北平的几所著名大学便争相来东大聘请科学教授。清华大学成立时的许多骨干教师，如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熊庆来、张子高、陈桢等人都是由东大转往清华执教或由东大毕业后受聘清华的。
二、学衡派与《学衡》
民初以来，西方思想大量输入，传统文化的权威受到质疑，并已然开始动摇。“五四”以后，由爱国动机而演变为所谓新文化运动，对外来文化不加选择，主张全盘西化，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此时，东南大学的留美学者梅光迪、吴宓、胡先*7等人，抱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并同时认为大学应有一具代表性的综合刊物，《学衡》（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杂志便因应这一需要而创办，对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实验主义、白话文学等提出一连串的抨击。
《学衡》主将，如美国西北大学哲学博士刘伯明，并称“哈佛三杰”的梅光迪、汤用彤和吴宓，曾赴日考察的柳诒徵，加利福尼亚大学农科硕士胡先*7等人，对西学有着深刻而感性的认识，主张对于西学要明其本源，察其流变，融会贯通，审慎所择，因此“学衡”始终不认同以北京为大本营的新文化运动，人称“学衡派”。
被史学家称为“我国创刊最早的史学刊物”的《学衡》创刊于１９２２年１月１日，创办人均为东南大学教授。《学衡》第一篇“简章”指出，该刊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②
在新文化运动及各种西方主义盛行之际，〈学衡〉的创刊宗旨，已表明此一刊物既不想过分守旧，亦不愿随俗偏激。
从１９２２年１月创办至１９３３年７月停刊，《学衡》共刊７９期。设有通论、述学、书评、杂缀等栏目。“文苑”栏中所载，诗词小说戏曲等无所不包，时人所撰律诗刊于“诗录”者甚多，译介西洋韵诗、小说、戏剧者亦不少。“文苑”之外，以“述学”类所占篇数最多，“通论”类次之，涉及时事、哲学、文学、史学各方面之论述，可见《学衡》事实上是一份综合性的期刊。据统计，在所有７９期〈学衡〉上，撰、译各类文章最多的是柳诒徵（４９篇），其次是吴宓（３５篇）、缪凤林（２２篇）、王国维（２０篇，曾留学日本）和胡先*7（１５篇），再次是汤用彤（７篇）、刘伯明（６篇）、梅光迪（５篇）等人。他们是《学衡》的中坚力量，其中柳诒徵与吴宓“致力尤多”。
柳翼谋为《学衡》在国学方面的主将，做学问非常扎实，能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他放弃《中国文化史》的稿费，将全书各篇在《学衡》分期发表。他先是与汤用彤同为《学衡》干事，后又担任总干事。此外，《学衡》在国学方面的阵容，还有王国维、林损、黄节等人，每人都有极具分量的论学文章发表。诗词方面起初数期由胡先*7先生邀集，以汪辟疆、华焯、王晓湘为中心，一年以后增加曾重伯、朱古薇、赵尧生、周癸叔诸人。
刘伯明先生主讲西洋哲学史，亦为《学衡》的精神主干。他认为要了解西方，必须对构成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如希腊哲学、罗马政法和基督教义先有清楚认识。他在学衡所写文章，主要是就学者之精神立言，一方面是针对时下风气，另一方面对《学衡》同仁寄以期望，相互勉励，渴望中国早日现代化。他提出要以诚朴对浮嚣，避免浅尝辄止与不求甚解的盲从。《学衡》的编者吴宓是著名诗人，在哈佛学习英国文学多年。他对英国文学和梅光迪走同一路线，受爱文、白璧德影响，对卢梭的浪漫主义发表过很多文章加以讨论。在《学衡》的每期都可看到吴宓的手笔。从创刊到停刊，《学衡》总共刊行７９期，都由他主编，学衡能得以维持，吴宓的功劳最大。
由于《学衡》领袖大多曾留学欧美，所以大力介绍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是《学衡》的一大特色。如吴宓、梅光迪、汤用彤等人就分别著译了《希腊文学史》、《现今西洋人文主义》、《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等文。还介绍过许多西方名人、名著如《柏拉图语录》第４８期、《斯宾格勒之文化论》第６１期等等。《学衡》第６５期刊登一组《１９２８年西洋文学名人纪念汇编》的专题文章向读者介绍了这一年去世的一些世界著名作家或生卒纪念活动。其中有英国小说家哈代、麦雷迭斯和诗人画家但丁·罗色蒂西班牙小说家易班乃士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法国历史学家与批评家但因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等。
由于《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遭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攻击而被指责为“复古派”杂志。事实上“学衡派”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仅作空泛介绍的“灌输观”和不作任何评判即进行接纳吸收的“全盘西化论”；所张扬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的旗帜。
三、新教育共进社与《新教育》
南高、东大一直都是我国教育学传播与研究的重镇——从这一点上说，它也无愧于“南雍”之谓。往早处说，由湖北提学使黄绍箕最早创议、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于１９１０年完成的《中国教育史》是中国学者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论著，也是“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标志性著作——它宣告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正式建立。而柳诒徵正是南高前身两江师范学堂的资深教习和学堂历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后任东大校长的郭秉文１９１４年便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博士学位（可能是在美国最早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人），哥大和商务印书馆分别于１９１５年和１９１６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史》，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教育制度史专著。到了五四前后，笔者认为，南高便成了“中国新教育的中心”。１９１８年１２月，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暨南学校等单位联合发起组织的“中华新教育社”宣告成立，次年１月改称“中华新教育共进社”。该社以“直接输入东西洋学术，使吾国故有文化，受新潮之刺激而加速其进化率”为宗旨。③参与单位的代表有南京高师的郭秉文、陶行知、朱进、刘伯明，江苏省教育会的沈恩孚、贾丰臻，以及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陶孟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余日章、顾树森。蒋梦麟被推举为议事部主任兼编辑主干。该会所创办的《新教育》杂志开始由蒋梦麟任编辑主干，但自第４卷第１期起，即由东南大学暨南京高师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陶行知担任编辑主干。自１９２２年２月开始，该刊成为中华新教育共进社的机关刊物。从１９１９年２月创刊，至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停刊，《新教育》共出１１卷５３期。《新教育》刊行的５年，正是在“五四”运动推动下国内教育改革高歌猛进的大好时期。该刊大容量地、及时地介绍了当时欧美流行的各种教育理论、学说、思潮和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教育发展的趋向，特别是系统地宣传介绍了培养了郭秉文、陶行知、蒋梦麟这“三大中国弟子”的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江苏教育界暨南高东大的郭秉文、陶行知、刘伯明、陈鹤琴、黄炎培、汪懋祖、郑晓沧、孟宪承、韦悫、王伯秋、廖世承、俞子夷、邹秉文、陆志韦、张士一、秉志、徐养秋、过探先等人，都既是《新教育》的主要撰稿人，又分别是该杂志“普通教育问题”、“高等教育”、“教育哲学”、“教育行政”、“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教育心理”、“教材教学法”、“女子教育”等栏目的主要编辑成员。他们是清一色的留洋学者。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汪懋祖、郑晓沧、俞子夷、徐养秋、张士一等曾留学于被誉作世界“新教育的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其中，陶行知和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李建勋因在大学首开“教育行政”并以研究教育行政见长，而被誉为“南陶北李”；刘伯明是较早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在我国学界与胡适并称“北胡南刘”；孟宪承留学于华盛顿大学；陆志韦、韦悫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廖世承留学于勃郎大学；王伯秋留学于哈佛大学；邹秉文、秉志、过探先留学于中国科学社的诞生地——康乃尔大学；黄炎培也曾留学日本。《新教育》每期发行均在万份以上，风行全国，使久享盛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刊物也黯然失色。如果说２０世纪初年由罗振玉、王国维创办的《教育世界》曾给中国教育界打开了一扇了解、学习日本教育的窗口；那么，２０年代的《新教育》便可以说是为中国教育界开辟了一条研究、借鉴西方，特别是美国教育的重要渠道。
四、科学大师引进新学
著名留洋学者为南高、东大的迅速崛起，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例如，气象学家竺可桢、数学家熊庆来、生物学家秉志、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物理学家胡刚复等人，在将西方近代数学、物理学、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电机工程、土木工程等学科引进国内的过程当中，就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
１、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
竺可桢（１８９０－１９７４），１９１０年赴美留学，初入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１９１３年毕业后，又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学习气象学，１９１８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２０年夏，应郭秉文校长之邀，受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２０年代先后出任东南大学地学系、中央大学地学系首任主任。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于１９５５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被誉为我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在竺可桢担任系主任期间，地学系培养了许多地理、气象、地质方面的专家，如胡焕庸、张其昀、王庸、向达、袁见齐、吕炯、朱炳海等就是当时的学生。地学系在三四十年代先后衍变成了地质学系（即今日的地球科学系）、地理学系（即今日的城市与资源系）和气象学系（即今日的大气科学系）。它们都属于我国最早的新型系科。
２、熊庆来引进近代数学
熊庆来（１８９３－１９６９），１９１１年，考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学习法语。１９１３年初，报考云南省留学生考试，以第３名录取。同年６月到比利时包芒学院预科入学。次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侵占比利时，他辗转经荷兰、英国前往法国，进入圣路易中学数学专修班。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２０年，先后就读于格勒诺布洛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耶大学、马赛大学，取得高等普通数学、高等数学分析、力学、天文学、普通物理学证书，并获蒙柏里耶大学理科硕士学位。１９２１年初，离欧归国。同年秋天，郭秉文慧眼识珠，聘请年仅２８岁的熊庆来为刚刚成立的东南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在此后的６年时间里，熊庆来开设了课程１０余种。其中《高等算学分析》被列为大学丛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熊庆来在把这些近代数学引进国内、培养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数理人才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中国近代数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崇高声誉。后来成为一代大家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严济慈、赵忠尧、柳大纲、吴学周、施汝为等人当时都是东大数理化部的学生。熊庆来后来曾长期担任云南大学校长。
３、秉志创建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
秉志（１８８６－１９６５），１９０２年，以生员的身份考入河南大学堂（后改称河南高等学堂），学习英文、经学、数学、历史、地理等，同时仍努力攻读古文。次年又考中举人。１９０４年由河南省政府选送入京师大学堂。１９０９年考取第一届官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他进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在著名昆虫学家Ｊ．Ｇ．倪达姆（Ｎｅｅｄｈａｍ）指导下学习和研究昆虫学。１９１３年获学士学位，１９１８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韦斯特解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跟著名神经学家Ｈ．Ｈ．唐纳森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两年半。留美期间，秉志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被选为５董事之一，并集资刊行我国最早的学术刊物《科学》杂志。１９４８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５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１９２０年秉志回国后即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讲授“动物学”等课程。次年，南高分出其专修科成立了东南大学。原来的农业专修科被改建为东大的农科，下设６系。其中的生物学系便是由秉志提议设立并担任主任的，这也是我国大学设立的第一个生物学系。在这里接受了生物学的教育、训练或从事过研究工作以后成为著名专家的就有张孝骞、戴松恩、王家楫、倪尚达、张春霖、伍献文、欧阳翥、耿以礼、郑集、郑万钧、吴仲伦、陈义等人。正是在东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才确立了秉志被公认为是“我国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的地位。作为中国动物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１９３４年成立时，秉志被选为会长，后任理事长。
４、茅以升拓展工科
茅以升（１８９６－１９８９），７岁就读于南京思益学堂，１９０５年入江南商业学堂，１９１１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１９１６年通过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１９１７年，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在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９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１９２０年回国。１９５５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经担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东南大学成立以后，农科、教育科、商科等发展势头良好，声誉鹊起。只有工科发展堪忧，科下仅设一系。１９２２年７月，茅以升受聘为东南大学工科教授。此时，工科尚未聘定主任，该科全体学生遂于是年１１月２６日致函校长郭秉文，恳请聘其为工科主任。④校长遂聘定茅以升为东大工科主任。茅以升就职三个月以后，就和杨杏佛等共７人人一起提出了“添设土木工程及电机工程”的议案。校务会议认为该议案，既确立了以土木工程为主干的办学思想，又把握住了世界电机工程优先发展的机遇，对工科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致予以通过。工科于是便拥有了３系，一举成为当时我国大学里面设系最多的工科。
５、胡刚复引进物理学
胡刚复（１８９２－１９６６），１９０９年作为首批庚款生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专攻物理学，１９１３年获理学士学位，１９１４年获硕士学位。在提取放射性镭、建立早期Ｘ射线光谱学和物质波概念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是中国第一位从事Ｘ射线研究的科学家。１９１８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与两位胞兄，清末即获得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后来创建了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大学——大同大学的胡敦复和１９０８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数学领域的博士的胡明复，被称作“一门三博士”和“胡氏三杰”。
胡刚复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于１９２０年创建物理学系，历任南高和东大物理系主任，第四中山大学区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前后达１０年之久。在这里，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物理学实验室，培养了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余瑞璜等著名物理学家，并最早确定了“熵”、“电位”等物理学概念的中文名称。他也因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而被誉为“真正把物理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和南高暨东大物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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